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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一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时间:2017-12-06 14:55:00 字体设置:

 

 

  庆阳是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也是全国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遵循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创造性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远离党中央和中国革命重心、甚至一度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不利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在中国北方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任,领导陕甘边界的广大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成功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南方各根据地受王明“左”倾路线危害相继丧失、党中央和各路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的同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快速发展壮大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从此,陕甘根据地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发展为陕甘宁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是党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战略总后方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为标志,党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完成了中国革命重心由南方向北方的战略转移,取得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合法地位,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开辟了抗日战争的新历史和全民抗战的新局面,成为中国革命从困难挫折走向全面胜利的重要枢纽。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感慨地说:“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下不得地”是长沙湘潭一带方言,意思是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了!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西北红军的摇篮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壮大的最根本原因,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正如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所说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原因,“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很坚决。”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谢子长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在陕甘地区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大小70多次武装起义和暴动,但这些起义和暴动都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而失败。血的教训使西北地区党的领袖们深刻认识到建立为我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探索出了依靠兵运骨干发动兵变、改造“绿林”武装、组织农民游击队等途径创建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路子,在陕甘边界展开了初创革命武装的工作。并于1930年10月发动“太白起义”(也称“太白收枪”),拉起了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这是我党在甘肃的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武装反抗第一枪,也是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创建的第一支由我党独立领导的红色武装力量。因这支游击队经常活动在南梁一带,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南梁游击队”。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平定川倒水湾把三支农民武装集合在一起进行整编,建立队委会和党支部,队伍达到400余人。10月,南梁游击队与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和杨琪、师储杰的商贩保运队共计300余人在南梁的林锦庙会师,

  队伍共达到700多人,在南梁山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1932年1月,南梁游击队开赴正宁县月明乡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这也是西北红军第一次鲜明地打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旗帜。2月,又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咀子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始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尝试。3月,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寺村塬(亦称永和塬或南塬,包括湫头塬、五顷塬、三嘉塬等小塬,南接陕西旬邑、彬县,东靠子午岭大梢山,方圆百余华里)建立了临时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也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这是陕甘边地区诞生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开辟了西北地区最早的一块游击根据地,使红军游击队有了后方依托,进可打出外线开展游击活动,退可得到休整补充,促进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开展。8月,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势力的大举进攻下失陷。

  与此同时,1932年4月,习仲勋在组织领导两当兵变失败后,只身来到陕甘边区,跟随刘志丹参与创建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2月,游击队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军队伍只有200多人。1933年4月,红二十六军党委和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再次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10月,照金苏区陷落。

  1933年底,党派习仲勋、张策、吴岱峰等来到南梁山区,着手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再次成立了根据地最高临时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7月,陕甘边特委召开会议,决定在“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4年11月1日到6日在南梁荔园堡关帝庙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农民、工人、游击队员、赤卫军战士和红二十六军选出的代表共100多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府领导成员,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选举产生了政府下设的6个委员会委员长。选举刘志丹为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等重要文件。7日,召开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党在西北地区创建最早的正式的革命政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地区根据地建设和政权建设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进入新阶段。在此前后,根据地所辖的20多个县都相继建立起了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根据地面积扩大到2.3万平方公里。之后,陕甘边大力支援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到1935年6月,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地垮东临黄河、西接六盘山、北起长城、南至淳耀,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关中30多个县、面积6万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的广大区域。这时红军主力5000多人,游击队4000余人。1935年4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先后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洛河川下寺湾等地,直到党中央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

  为什么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南方的各根据地相继丢失,用毛泽东的话说“白区丧失了百分之百,苏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而陕甘根据地成为“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这里可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最主要的是陕甘边根据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陕甘边区实际紧密结合,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统一战线、党的军事斗争和党的执政为民宗旨,实现了成功的局部执政,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在中国革命重要转折关头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被迫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长征途中,目的地几定几易,越来越远离江西,渐次由西南地区转向了大西北。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先后七次选择落脚点,最后选择落脚到陕甘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召开俄界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提出“首先打到甘(肃)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俄界会议后,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一、三军团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到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从缴获的《大公报》《山西日报》《晋阳日报》等报纸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得知陕北地区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在活动,有广大的根据地。《山西日报》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毛泽东高兴地说,不要说有五万,有一万就很不错了。22日下午,党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宣布了党中央挺进陕北的行动方针和改编红一方面军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的决定。26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27日晚,在榜罗镇小学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明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到陕北苏区的决定。之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近1000公里的艰苦行军和英勇作战,从甘肃到陕北,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重镇吴起镇,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

  在中央红军北上途中,创建于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并有北上意向,遂作出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决定,全军3400人。8月2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8月30日晚,从平凉四十里铺渡过泾河向镇原进发。9月8日,离开豹子川向陕北挺进,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在庆阳境内共行军11天,途经镇原、庆阳、合水、华池4县16个乡镇,行程约230公里。

  1935年10月9日,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到达镇原县武沟乡孟庄村。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在庆阳境内行军10天,途经镇原、环县、华池3县20个乡镇,行程约260公里。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发布《10月份作战纲领》,寻找战机歼灭“追剿”红军的国民党胡宗南部。11月21日,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配合作战下,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之前的图

  谋,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山城堡战役结束仅20天,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枢纽。

  中央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粉碎了国民党的大规模“围剿”,挽救了红军,壮大了革命力量,推动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国内和平局面的实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时局,奠定了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红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出发点

  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亟需一个休整、补充、训练、提高的地方和环境,以便对党完成新的战略目标任务做好军事准备、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从而为开赴抗日前线提供各种条件保证。作为陕甘宁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庆阳老区,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伟大历史重任。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何应钦以“讨伐叛逆”为名,调集重兵开往西安,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一方面积极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方面命令山城堡战役结束后集结在宁夏盐池、定边、环县一带的红军主力紧急南下,驰援东北军和西北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进至陕西淳化、三原、商县的红军主力分头回防陇东。1937年2月,红一军团奉命北上,进驻正宁、宁县一带,军团司令部驻宫河镇北头村,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孙毅及政治部驻王录村,政治部主任邓小平驻农民王度家,军团所属红一师驻正宁罗川春场村,红二师驻宁县早胜镇北新城。接着红十五军团也返回陇东,驻守在庆阳驿马关周围,所辖七十三师驻什社,七十五师驻镇原孟坝,七十八师驻彭原义门。8月上旬,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相继奉命开赴陕西三原、富平,改编为八路军115师、129师,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刘晓和宋任穷任政治部正副主任的援西军,急速西进救援西路军,于3月中旬进至镇原县境内时,西路军已告失败,援西军即就地驻防,一方面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一方面开展军政训练和地方工作。8月,援西军奉命开赴陕西三原改编为八路军129师。

  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和援西军在庆阳驻防半年多的时间里,在积极支援地方开展工作的同时,完成了休整休养、扩充兵员、军政训练、筹集粮草、补充弹药等大量军队自身建设和战备工作,其间,朱德、任弼时等部队首长亲自到驻军防地做教育动员,使红军战斗力和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极大提高,为红军主力部队改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和军事基础。

  红军三大主力在陇东驻防半年多,顺利完成了改编前的政治动员、军事训练和装备补充等工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首战大捷,更加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抗日出发点成了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出发点。(张桂山)

编辑:李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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