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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老区对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贡献

时间:2017-09-14 16:15:00 字体设置:

 

 

  陇东老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战略基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80周年这个特殊日子里,回顾总结陇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万众一心、团结抗日、发展经济、保卫边区、支援抗战的光荣历史,对进一步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延安精神和南梁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陇东老区全面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为推动党的工作重心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根据全国人民抗日呼声及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党的基本战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加强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先后派南汉宸、申伯纯与杨虎城建立联系,提出双方合作的六条意见。1935年12月,又派原红二十六军代理政委汪锋前往西安,带去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亲笔信,提出以西北大联合推动全国联合抗战的主张,双方达成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互不侵犯等四项协定。杨虎城由此成为“第一个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36年2月、5月和11月,中共中央先后发起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整合革命力量,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在此基础上,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陇东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开展了大量具有创造性且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当时,东北军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3个师分别驻庆阳、白马铺、驿马关、西峰镇、泾川、平凉、固原一带。受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派遣,中共党员窦志安深入驻西峰镇的东北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以绥远抗战取得收复百灵庙胜利为契机,积极在东北军中组织援绥抗日运动,发动群众募捐,号召青年学生报名支援百灵庙战斗,逐渐打开了在东北军中开展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局面。1936年12月初,在西峰成立“陇东各族各界抗日救国会”,窦志安任主任,国民党三区专员戎纪五、东北军一二九师六八三团团长赵绍宗任副主任。救国总会下设人民武装部、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创办了《大众日刊》,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回防驻守在庆阳的红军主力部队帮助各地人民群众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月,红军教导师在庆城建立“庆阳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蔡畅任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串联,团结了大批进步群众和积极分子,成立“庆阳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当地进步人士陆为公当选为主任。下设贫民、工人、商人、江湖、青年、妇女等各界分会。还办起了“庆阳县民教馆”,开展办黑板报、办夜校、办识字班等活动,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以庆城为中心,遍及全陇东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起来。1937年初,红二师驻进宁县中村,3月帮助成立了中村抗日救国会,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维持地方治安,团结教育群众,书写抗日宣传标语和给部队动员粮草、组织生活供给。红一师驻正宁罗川期间,帮助建立了各级抗日救国会。1937年4月,援西军在镇原帮助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贾联瑞任主任,并在新城、平泉、中原、屯字、太平、临泾、孟坝、马渠、三岔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12月,陕甘宁省委工作团在合水县组织成立了各界群众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救国会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实际代行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政权,参加救国会的不仅有共产党人士,也有国民党人士,既有贫苦农民、工人,也有开明地主、富农。

  中共中央还指导包括陇东在内的各级党组织注意做好陕甘根据地周边地区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积极与山西的阎锡山、新疆的盛世才、陕北的高桂滋、高双成、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建立联系,促使东北军、西北军和陕甘宁各省区域内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力量团结起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地区形成,从而为陕甘宁边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陇东老区高度重视发展经济,建立了巩固稳定的后方,为陕甘宁边区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抗战时期,陇东、关中分区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全力支援抗战前线。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后,边区经济面临严重困难,陇东老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1939年至1943年,陇东分区共开垦荒地40多万亩,比原耕地面积扩大了十分之一,增产细粮5万石,相当于陕甘宁边区当年粮食增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增产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延安,成为享誉陕甘宁边区的“陇东粮仓”。

  1943年4月,三八五旅七七○团1000多人,在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带领下,进入东华池荒无人烟的大、小凤川屯垦。经过两年艰苦努力,三八五旅七七○团共垦荒3.4万亩,生产粮食数千石,实现粮食满仓、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其间修建营房400多间,架设“七七桥”一座,修筑公路50多里,同时利用大、小凤川一带的森林资源,办起了山货加工等作坊10余处,开展木材加工、山货编织、酿酒、采蜜、烧木炭、割漆、熏香等十多种副业生产。部队还养牛、羊、猪、鸡、兔等,不仅解决了肉食供应,还用皮毛制作了不少被服,使昔日荒凉的大、小凤川变成了米粮川。

  1943年,抗大七分校师生开进华池县东华池、豹子川和合水县平定川等地办学和开荒种地。当年开荒8197亩,收获细粮1250石,蔬菜52万多斤。1944年全校开荒达6万亩,收获细粮5650石,生产蔬菜300万斤,还养猪1300余头,羊1100余只。到1944年11月底,共纺线553斤,制作棉衣2860套,织毛袜810双,织手套489副。

  为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穿衣问题,陇东分区党政军机关积极实践探索,组织群众种植棉花。1942年,全分区共种植棉花740多亩,收获皮棉7400余斤。1943年,分区各县都种植棉花,仅庆阳县就种植棉花1100亩。1944年,全分区棉花种植发展到3万亩,收棉约15万公斤。同时,各级政府还动员妇女开展纺线织布竞赛活动。1943年,庆阳、合水、镇原3县妇女纺线1.16万公斤,织土布10.8万米。1944年,全区有纺织妇女1.4万人,当年织布5.6万余匹(一匹为4.2丈),大大缓解了布匹紧缺的困难。陇东分区还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注重发展畜牧业,政府以贷款扶持等措施,引导群众发展畜牧饲养。1943年全分区大家畜发展到11.5万头,羊66万余只。畜牧业的发展,既给群众增添了生产畜力,也提供了紧缺的皮、毛等副产品。

  陇东分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积极带领根据地军民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相继办起了纺织、造纸、被服、制革、印刷、卷烟、酿酒、油坊、染坊、化工、农具等一批初具规模的军、民用产品加工厂,产品除保证根据地内的军需民用外,还有部分外销。到1941年,陇东根据地由各县政府直接经营的公营工厂达到17个。到1945年底,陇东分区公营工厂达到28个,有职工1000余人。公营工业成为陇东根据地地方工业的骨干。

  在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的同时,陇东分区各级党政组织还注重发展和繁荣根据地商业贸易,增加财政经济收入。1939年7月,庆环分区专员公署在曲子县设立光华商店曲子分店。1945年,光华商店陇东分店拥有总资金1.3亿元,支店发展到13个,成为陇东根据地公营商业贸易的主体。后来又相继成立了盐业公司、土产公司、贸易公司等商贸机构,基本形成了边区、分区、县“一条龙”的公营商业体系。1941年6月,陇东贸易分局成立,先后在西华池、曲子、驿马关等地设立贸易站,有计划地调剂对外贸易。1944年1月至11月,总计从国统区输入布匹450514匹、棉花1122075斤,以及纸张、药品、日用百货等;从边区销往国统区的食盐19996435斤,牲畜和羊52256头(只),以及皮毛、甘草等土产。这些措施有力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促进了物资流通,活跃了边区经济,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经济困难,为巩固后方、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陇东老区先行试验“三三制”,调动各阶层人民参政议政积极性,为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创造积累了宝贵经验

  陕甘宁边区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榜样,而陇东老区则是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制度的早期实验基地。1937年陇东老区就通过民主普选,将地方政权性质由苏维埃制转变为人民民主议会制,成为陕甘宁边区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之一。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原则。陕甘宁边区首先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进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试点。陇东分区六个县80%以上的选民参加选举,共选出乡、市参议员5435名,并选举了乡、市长,组成了乡级政府。在这些选举产生的参议员中,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超过三分之二,如庆阳县252名乡长和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仅有72名,只占28.6%。“三三制”迅速由试点向全边区推开。1941年至1945年,关中分区开展了三次普遍、直接、平等、自由、无记名投票的“三三制”民主选举运动,通过选举,使分区县、乡民意机关和政权机关的组成人员全部达到“三三制”的要求。“三三制”是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蓝本,开创了中国最早实现民主政权的历史新纪元,这种具有边区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形式,充分调动了各阶层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凝聚起最大的社会智慧和社会力量,巩固和完善了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陕甘宁边区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真正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模范作用。“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史上的重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特点并被实践证明是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共同完成抗日救国任务的高效民主制度。“三三制”建政原则,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有益探索并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陇东老区坚持积蓄和发展抗日力量,坚决开展反摩擦斗争,为守卫陕甘宁边区西、南大门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极力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处于陕甘宁西部的陇东分区和南部的关中分区首当其冲。1939年4月,国民党镇原和宁县驻防部队相继向两县八路军驻防部队发起进攻,八路军留守部队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有理、有力、有节”方针,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第一次陇东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向蒋介石反映情况,亲自与南京政府交涉;年底,国民党军队在陇东再次制造事端,攻占宁县、镇原两县城。第二次陇东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均对国民党方面挑衅行为通电予以谴责,并在通电中指出:“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和给抗战大局带来的危害。毛泽东指出了反摩擦斗争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留守部队及陇东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反摩擦斗争,将国民党部分县、区的反动势力“礼送出境”,随之成立庆阳、合水、镇原三县抗日民主政府,陇东分区专员公署也于1940年4月宣告成立,在全国首先取得反摩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同时在陇东各县并存的局面,边区的西大门得以巩固。在陇东分区反摩擦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关中地区的反摩擦斗争也取得重大成果,入侵的国民党胡宗南部及地方保安部队被赶出了关中分区,守卫了边区的南大门。

  五、陇东老区积极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创造了具有陇东特色的抗战文化,为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大舞台增添了光彩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抗日根据地各级党政军组织坚持弘扬抗战文化、凝聚民族精神这个宗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围绕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教育方针,陇东分区积极创办小学,并鼓励群众办学。至1940年,陇东分区6县共办学校278所,其中完全小学11所,模范小学18所,普通小学190所,女子小学9所,私学50所。到1945年,陇东分区共新建民办小学160所,私学88所,占学校总数的89.2%。在校学生达到5172名。其中镇原县“贾其昌先生私学模式”经验,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并在全边区推广。1940年,创办了由毛泽东题写校名的陇东中学。在关中分区,办起小学243所。陇东和关中都十分重视社会教育,通过办识字组、夜校、半日班、冬学多种形式,给群众创造学习机会,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到1940年底,陇东分区6县及新正、新宁县相继创办了民众教育馆、俱乐部以及剧团等社教组织,共办冬学80处,夜校239处,识字班374个,半日校62个,共有学员8030人。在陇东、关中,先后创办《救亡报》《陇东报》《关中报》等数十家报刊,在宣传抗日政策、表彰模范典型、鼓舞民众抗战士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载文赞扬:“《关中报》办得最好!”

  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陇东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广大群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服务,教育鼓舞广大人民更加积极地为抗战胜利和建设边区而奋斗。在火热的生活中,一大批文艺作品问世,一大批文艺人才脱颖而出。宁县盘克塬的刘志仁,以编演新秧歌而闻名遐迩,他光荣地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被授予“特等艺术英雄”,奖给“新秧歌运动的旗帜”锦旗一面,周扬称其为“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环县的孙万福、新正的汪庭有等人所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以及张寒晖根据陇东劳动号子创作的《军民大生产》等民歌,至今流传不衰。陇东剧团赴延安演出时,受到毛泽东接见并为其题词:“前进,勇往直前!”陇东社火“云朵子”编成“荷花舞”后,为著名舞蹈家陈爱莲创作“莲花舞”提供了素材。陇东多姿多彩的抗战文化,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

  六、陇东老区是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旗帜和典范,所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为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提供了实践基础

  陇东老区不仅是政权建设的实验基地,同时也是新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发源地。1943年,陇东分区专员公署专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在司法实践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地甄别一些冤假错案,特别是成功审理华池县“封捧儿(‘刘巧儿’原型)婚姻纠纷案”,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引起轰动,受到党中央、毛泽东高度评价。其创造的审判方式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马锡五审判方式”其基本特点是注重调查研究;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诉讼手续简便易行;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马锡五审判方式与历来的“坐堂式”审判形成鲜明对照,它所带来的司法廉洁和司法便利之风使人耳目一新,甚至受到国民党统治区司法学家的赞扬。马锡五审判方式不仅作为民事诉讼,而且作为整个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的原则在各解放区广泛推行,标志着新民主主义诉讼制度的确立,从而使解放区的司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解放区的法制建设树立了一面旗帜,对新中国法制史和人民司法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封捧儿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陕北说书唱本《刘巧儿团圆》在边区广为流传。新中国建立后,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被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誉满全国,刘巧儿的名字也因此家喻户晓,影响了新中国几代妇女争取婚姻自主幸福的觉悟和观念。1943年1月,毛泽东为马锡五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给予表彰奖励。

  七、陇东老区人民积极参军参战,开展拥军支前活动,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战时物资保障与供给,在陇东分区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陇东老区人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踊跃支援抗日前线,倾其所有捐赠物品,慰问八路军前线抗日将士。1939年,陇东分区群众捐献毛袜1118双、毛手套1267双、毡袜子1872双、羊皮手套890双、现金1046元。1940年,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消息传到庆城,广大群众纷纷捐资劳军,慰问八路军部队。小商贩梁月亭原在国统区西峰经商,饱受国民党军队的欺压,被迫来到边区庆阳城经营。他处理掉自己经营的一部分商品,购得50件毛衣、100双袜子、50双手套转送给参战的八路军将士。仅在1943年的9个月中,陇东分区各县共捐现金503677元,猪肉755公斤,羊68只,鸡838只,蔬菜23135公斤,及黄酒、毛巾等物品。抗战期间,根据地广大妇女共做军鞋20多万双、袜子5万双,纺线6000多斤,织布8万多丈,捐粮20多万斤,捐猪、羊、鸡5000多只(头),柴草20万斤,以及蔬菜等物,有效地改善了部队的食宿与给养,有力支持了前方抗战。

  为保障前线抗日将士和边区政府的粮草及物资供给,陇东老区人民勤俭节食,争交救国公粮公草,帮助部队运输给养,积极参加战勤服务。从1941年至1946年,陇东分区共交救国公粮21.4万石,年均为3.6万石。陇东根据地人民还按照边区政府战时动员法令和规定,积极参加战勤服务。1939年,环县出动牲口500头为八路军部队运送被服。1941年至1943年,新正县先后组织投入人工9997个,出动担架463副,大车1025辆、驮畜5134头,为八路军部队转送伤员,运送粮草物资,并派民夫12020人次修筑工事。仅在1942年,环县动员民夫14617人次,支援八路军修筑工事,抽调牲畜703头,转送军粮军火等抗战物资。从1943年至1945年,华池县共组织出动人工193886个,畜力58150个,运输粮食12404石,饲料296229公斤,以保障抗战前线对军需物资的需要。

  陇东老区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全民抗战的号召,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和人民武装部队,出现了妻子动员丈夫、姐妹动员兄弟、母亲动员儿子、爷爷奶奶动员孙子参加八路军的感人事迹。1939年,环县有202名青年应征入伍,新宁县扩兵59人。1939年12月,华池县120多名青年应征入伍,元城区抗日自卫军营长高文秀,带领自卫军一个连集体参加八路军,受到陇东分区嘉奖。1940年,环县征兵54名,新正县扩兵70名,华池县7天完成扩兵300名的任务。从1937年到1941年,单是曲子县就将500多名优秀青年送赴抗日前线。1939年到1945年,华池县有1734名、新正县有1016名青年参军。1941年,新宁县110人参军。1945年7月,陇东分区在全区扩招兵名额为2850名。广大青年积极应征,征兵任务年年超额完成。

  八、陇东老区主动适应抗战形势发展,加强干部教育和培养,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优质干部资源

  抗战时期的延安,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坚持的全民族抗战方针,像灯塔一样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方向,感召着无数爱国青年奔向延安,凝聚在承载民族希望的陕甘宁边区。为将这些满腔热血的青年培养成抗战人才,抗大、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等,一批培养抗日军事、政治、文艺干部的学校先后建立。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和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延安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各类人才,又被源源输送到抗战最需要的地方。据统计,仅抗大各分校培养的抗日军政干部就达10余万人。在抗战人才培养中,陇东老区成为抗战急需人才培养的摇篮和革命大熔炉,除抗大步校、抗大七分校、陇东中学外,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新正分校等中等学校也在时属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办学,为边区培养了一大批干部。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还被誉为抗战时期“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中,也涌现出一大批党的好干部。1943年1月,毛泽东给领导经济工作、抓大生产运动有突出贡献的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陇东分委书记马文瑞、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华池县县长李培福等分别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密切联系群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面向群众”,给予高度赞扬。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共有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党121万名党员,其中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战斗工作过的代表85人,占代表总人数的11.3%。

  抗战时期,作为陕甘宁边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陇东老区,为陕甘宁边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80周年之际,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的指示:“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将在这种巨大精神力量的鼓舞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陇东报)

 

编辑:李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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