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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探索中国文化:德性基础和礼乐类型

时间:2016-09-13 17:02:00 字体设置:

                            ——唐君毅对中国路径的探索 

  现代新儒家唐君毅认为,“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圆而神”(不偏执、注重整体、重视变通)之智慧的根据。他用“礼乐文化”概括中国文化的类型,认为以德性为基础的礼乐文化圆融自足,具有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德性基础和礼乐类型,分别从精神实质和文化类型上揭示中国文化的特质。

  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 

  在唐君毅看来,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源于孔子对周人敬天敬祖精神的自觉,而开启中国文化法天而行、继天道立人道的智慧。这种自觉肯认民族文化、重视保守其价值而发展的思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哲学在批判、怀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而求精神升进的理路。

  唐君毅认为,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作为中国义理之学的两个基本方面,共同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观念表现为中国人道德伦理实践中的宗教性超越情感,而心性之学则是这种情感的理性根据。唐君毅论心性之学,依据孟子之“德性所根而涵性情之心”,以及朱熹之“虚灵不昧”之心而展开。他指出,孟子所论之心,“乃一涵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而为仁义礼智之德性所根之心。此为德性所根而涵性情之心,亦即为人知德行或德性之原,故又可名为德性心。”(《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9月版,第95页。)中国文化之天人合德境界、内在超越理路、实践特征和融摄精神,都是基于心性本源而具有的特质。这一特质规范着中国人的人生方向,决定了中国文化在德性基础上的发展模式。

  唐君毅认为,先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朝代如何变迁,文化的传承和革新都必须追溯到先秦文化传统。他指出,孟子所言之性情心、德性心,并没有善与恶、习心(耳目闻见之心、习染之心)与本心(本然之心、良知之心)的区分。后世儒者对“性情心”的丰富和发展,即是沿着区别善与恶、习心与本心、人心与道心的理路进行。这也是心性之学不断完善、反省工夫逐渐凸显的过程,至宋明理学构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心统性情、心统万物的理论而成熟。他重点诠释朱熹“心为气之灵”的观点,认为朱熹除了宗孟子以外,还对墨子、庄子、荀子所论之心有所认识,以“虚明灵觉心”表现出来。唐君毅指出:“虚言其无所不超越,灵言其无所不贯通关联。虚灵而不昧,故一方能知异类者之各为异类,而分析的知之;一方能知异类者之关联处,而综摄的知之。……故分析与综摄,似操术不同,然分析之使异类者,不相纠结黏缚而生混乱,正所以为综摄之初阶,而使其真正之关联贯通之处,得以昭明者。”(《哲学概论》(上),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9月版,第220页。)唐君毅以心性论统合“气之灵”之说,有着由重视“气”到重视“灵”的转化,最终落实到“灵”来论述朱熹所论之心。从“灵”上见心具性理,而可以超越“气”。其中,从心之“虚”来解释心之摄物而获得知识,是荀子之统类心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心之“灵”来解释心之超越,则是在孟子论性情心之超越义的基础上,沿着汉儒以气言心之虚灵的义理线索,综合张载“大心”体物的思想,而提出的论断。这些论说,力图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即兼有分析与综合的因素,心性之学圆满自足。

  唐君毅对心性之学的阐释,重在把“心统理气”与“心统性情”打通,一方面借助“理一分殊”说明统一的道德原则与具体的行为原则,均为“心”所主宰,展示文化根源的清净、精微以及日常生活的广大、通达;另一方面也借助“已发未发”说明理性内具于心,表现于“气”(气为“流行的存在”、“存在的流行”,是“宇宙人生之存在的流行之特殊化原则”),均是虚灵不昧之“心”的寂静与感通。由于心能够统率理、气、性、情而成为一切文化活动的最终根据,故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是心性之学。

  中国文化的礼乐类型 

  唐君毅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把中国文化类型概括为以德性为基础的礼乐文化,重在说明“中国文化之为道德艺术之精神所主宰”,缺乏主客对待意识,归于主客和融(《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载《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2月版,第98—99页)。

  从文化发生学来看,唐君毅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起源时已经决定。西方文化始于商业殖民,文化交流与文化冲突较频繁,形成了西方文化的特殊精神:向上向外的超越精神、求知理性充分客观化的精神、尊重客体自由意志、学术文化分途发展;中国文化始于业农安土,人对自然、事物容易产生爱慕、欣赏的情谊,爱和平而重悠久,勤劳而朴实。这种生活经验孕育出中华民族把艺术性的和谐精神灌注到政治、伦理生活之中的智慧。他指出,原初的敬天敬祖的精神通过宗法制度而次第扩展为对一切人、物的敬,是中国礼教的发展。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礼尚往来中熏养其道德智慧,而较少对自然的惊奇和分析,迥异于西方重视形数关系、重视理智和概念体系的精神。

  就礼乐文化而言,唐君毅通过观察儒家思想史,指出重气是重礼的理论前提,宇宙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物我、内外相沟通的中介,是礼成就“内外之合,己与物之相得,天性之见于形色之身,显为天下人所共见之际”的根据。在《东方人之礼乐的文化生活对世界人类之意义》一文中,唐君毅指出,所谓“礼乐的文化生活”,即是“人与人之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亦应该处处有艺术、文学、知识智慧、宗教道德行乎其中。”从日用常行中看到生命之灵气的流行,欣赏到日用事物之美,彰显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品位,增加人的责任意识以及人生的意味和享受,是唐君毅阐发礼乐文化的第一个要点。接着,他指出,东方人对文化生活的基本观念在于“宗教、道德、政治、文学、艺术等,只是人之整个的文化生活之不同方面,同以一整个的人之人性,为其本原。故一切文化上之创造与表现,其效用亦必须配合融和”。强调文化生活的整体性特征,并指出个人的文化生活需要与人类的文化生活相通相融,以此化解人的心灵困顿、提升人的生存境界。这既是对人心人性不断体验的结果,也是获得自然与社会自然感通的途径,是唐君毅阐发礼乐文化的第二个要点。其中,礼是礼乐文化的起点,由礼至乐是礼的发展。礼教重形式,礼主要体现的是道德精神,成就人与人精神生命活动的秩序、节制与条理;乐主要体现的是艺术精神,成就人与人精神生命活动的充实、和融与欢喜。要求人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生命成为文化的,文化在日常生活和自然生命之中,从礼乐所表现出来的性、情展示现实生活和文化理想的结合,是唐君毅思想之精义所在。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是“反本复始”,即“依一中心精神,由内向外不断推扩实现,而于和平中发展”,实现“使故者化为新,而新者通于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10月版,第15页)的精神诉求。他申论心统理气和性情,认同向内反省的心性之学,坚守文化的根基,以求明体达用。

  唐君毅强调“灵根自植”,主张在坚守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保持中国文化的礼乐类型的前提下,发展客观精神,呈现传统文化内在超越理路中的“外向开拓”维度,按照中国文化固有的依据和路径来承传、发展中国文化,吸纳西方理智精神。这个设想架构宏大,思辨精巧,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怀和时代意识。

  本文在李宗桂先生指导下完成,特此说明。(张 倩/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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