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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善增:崇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准

时间:2016-09-06 11:20:00 字体设置:

 

  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以价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中华文明之所以优越,就因为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明确提出了“道德”的概念,确立了崇德文化话语。但《老子》所言之“道德”,与今天使用的与“法律”相对而言的“道德”概念有所不同。今天所指“道德”,在古时属于“礼”的范畴。“道德”属于伦理范畴,但处于伦理的高端,“礼”则属于伦理的底线。今天通常认为“法律”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其实“礼”(游戏规则)也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只不过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底线。崇德文化之“德”,使用的是“道德”的古义,或谓“本意”。

  “承认”与“尊重”是道德的基础 

  什么是《老子》所说的“道德”?

  还真本《老子》第一篇德章〔王弼本第三十八章〕,一上来就开宗明义:“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在同一章中,《老子》又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流行“仁”“义”“礼”的话语,是政治话语也是价值话语。它们内容不尽相同,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以个人(或者扩大的个人——家族)有所“得”为衡量标准的。而《老子》分别“上德”与“下德”的标尺,却是看他“不德”还是“不失德”。

  所以,“道德”话语的价值取向与“仁”“义”“礼”话语的价值取向是相反的。“仁”“义”“礼”话语的价值取向,就是一般社会的功利价值取向,而“道德”话语的价值取向,是“只讲施与,不图回报”。

  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来看,他对政治的价值判断,来自“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不是想当然。

  据文献与史料记载,若以政权性质来划分社会形态,中国先秦时期经历了推举制族盟社会、世袭制族盟社会、宗法制封建社会三个历史时期,秦朝的建立,标志中国从此进入宗法制集权社会。《老子》成书时代,正处于宗法制封建社会向宗法制集权社会过渡时期,而《老子》的政治理想是回复到推举制族盟社会。在《老子》的语汇里,道(上德)政、德政、仁政、义政、礼政,是和以上的社会形态相匹配的。在推举制族盟社会是道政,后期出现德政;世袭制族盟社会是德政与仁政;宗法制封建社会是仁政与义政,后期出现礼政,预示宗法制集权社会正在酝酿成熟。孔子倡导礼政,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对君主、权臣的权力有所约束,但正如《老子》预言的,礼政的结果必然是“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导致力政(强权政治)。所以,《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推举制族盟社会时期,整个国家由各部族联盟组成,所谓“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氏族部落),聚家而为国(邦国,氏族部落联盟),聚国以为天下(氏族部落联盟的邦联)”。中央政权的首领是各部族首领公推的,所以说“天下为公”。这样公推产生的中央政权首领的角色定位主要是仲裁者与调解人,对其基本要求是公平、公正,这也是农耕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自然要求。一方面,联盟的扩大有利于在必要时调集更多人力抵御外敌入侵,对抗严重的自然灾害,与从事必要的工程,使整体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另一方面,联盟的扩大,也必然带来内部矛盾的增多,一部分人对财富与权力的追逐,造成对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这就需要有人出来作调解与仲裁。

  农耕民族对首领的品质要求就是“德”。这与游牧民族对首领要求不同。游牧民族以战争为常态,要求首领首先是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指挥官。而在今文《尚书》的《尧典》、《舜典》与《皋陶谟》等中可以看到,尧、舜、禹时代对君王的唯一要求就是“有德”。《老子》更把对“德”的认识提升了一层,提出“上德不德”。这个“道德”价值观的逻辑前提是“价值就是被承认”。“价值就是被承认”的观点,一般人还是容易接受的。《老子》从这一般人易于接受的逻辑前提推出结论:被尊重来自主动舍弃功利回报。

  从崇德文化角度看,人类历史曾经也是合作关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起了纷争,以强凌弱,迷失于崇力文化,但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日趋恶化开始使人警醒,这是对人性善的回归。中国古代有“性善论”与“性恶论”。最大的“善”行,就是“道德”,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行”,不仅是“我追求自己的理想,同时尊重他人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而且是以帮助他人按天性实现理想作为自己的理想。“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就是《老子》说的“以德治国”。  

  “崇德文化”因“价值尚同”而优越于“崇力文化” 

  崇德文化要求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崇力文化追求为个人与利益小团体谋利。崇德文化是“无(超越)我”的文化,崇力文化是“有(执着)我”的文化。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因此对一种历史现象是“崇德”还是“崇力”的判别也是复杂的。判别主要依据其价值观的本质属性,“价值多元”还是“价值尚同”,是“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标志。

  东方有崇德文化话语,也有崇力文化话语,西方亦复如是。从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知道:

  崇德文化产生于农耕文化,崇力文化产生于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逐利文化,包括商旅文化、殖民文化与海盗文化。农耕文化是居民的文化,游牧文化是武士的文化。农耕文化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细胞与系统,游牧文化以团队、集团为社会细胞与系统。农耕文化以亲情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礼义来规范;游牧文化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契约来约束。农耕文化重历史传承,重在“久”;游牧文化重新奇开拓,重在“强”。农耕文化推崇圣人,游牧文化崇拜英雄。农耕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重“和光同尘”、悦近来远,整体的安定、统一,以保持整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发扬个性为前提;游牧文化是以战争为生活常态的文化,重竞争、征服,整体的效率、团结,以权威与实力为转移。农耕文化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农耕文化使社会生活稳定、持久,是由保持家庭、家族的传统来实现的。或者说,家庭、家族在这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家族是农耕社会的基础。中华农耕文化主要的特色有两条:一,以祭祀保持道德精神的传承。二,以历史理性替代偶像崇拜。

  崇德文化在世务方面表现为和谐理念、建设思维,崇力文化在世务方面表现为冲突理念、战争思维。和谐理念、建设思维同样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从以上简略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道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道德”观念的价值取向就是普世性,“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和其光,同其尘”,在发展方向上多样化并存,在基本游戏规则方面要求共同遵守。在“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仁”、“义”、“礼”、“智”、“信”、“廉”、“忠”、“孝”等价值才能被正确界定,不走极端。例如,《老子》提出“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仁者,爱人”,但“仁”如果演变为执政者对周围亲近的人的偏爱,那就不好了,所以要有所“仁”有所“不仁”。又如,形态的“强”、“大”、“上”,是一般人所喜欢、所追求的,而《老子》则提出要强者“守弱”,大者“唯小”,上者“处下”,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真正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人们乐意遵守。因此,老庄之道、孔孟之道、教禅之道,尽管几千年来遭到百般歪曲、篡改、遮蔽、打压、妖魔化,却一直积淀在中国人的人格深层,成为中华民族青春常在的精神源泉。有学者说,你们说中华文化优秀,但优秀的都在书本里,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中华文化都是很糟糕的。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错的,也是很沉痛的话,但是浅见。汶川大地震,中国人整体人性大爆发,就可以证明,中华优秀文化不仅留存在书本上,更积蓄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感受到这种爆发,也深为之感动的中国人,昨天还可能为弥漫中国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而唉声叹气、痛心疾首;时过境迁,又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怨天尤人、灰心丧气的心理状态中。对伦理道德现状的不满,正说明心头有杆崇德文化的秤。所以,中国的有志、有识之士的责任,就是把潜意识层面上的崇德文化,提升到显意识层面上,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自觉意识。中华崇德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崇德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命哲学是最高明的哲学;崇德文化是当今中国与世界解决危机、走出险境的最有效的法宝。中华民族文化积淀了崇德文化丰厚的思想资源,保存了崇德文化圣火的火种,积累了丰富的弘扬崇德文化的正面经验,与离弃崇德文化的反面教训,有责任、有义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向全人类奉献这份无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首先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把中国的人文环境搞好,唯有这样,才能担当得起历史赋予我们民族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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